设想5年前，一座城市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拿出1亿元，支持一家脑机接口企业。项目技术路线有依据，投资决策履行了规定程序。5年后，另一条技术路线取得突破，企业资金耗尽，投资难以收回。这时，一个问题出现了：谁该为这笔损失负责？
再设想另一座城市，同样有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登门求助，当地政府认为技术风险太大，决定不予投资。5年后，这家企业在别处成长为行业龙头。错过这一机会的城市，是否也该有人担责？
这两个假设，揭示了未来产业投资中的一种责任不对称：投资失败的损失看得见，也容易追责。没有投出去的钱，即使让城市错失重大机遇，代价也难以衡量，更少有人回头审视当初的选择。账本只记录“做了什么”，从不记录“没做什么”。
10月9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》，对未来产业发展提出了两项值得对照阅读的要求。在“前瞻布局未来产业”部分，意见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。在“加强组织实施”部分，又明确要求，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，对一哄而上、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。
两项要求如何兼顾，考验着政府对创新风险的判断能力。如果只凭结果追责，谁还愿意支持前景未明的技术？如果凡以创新之名投入都可以免责，又如何防止草率决策和公共资金浪费？
未来产业为什么难以避免失败？
成熟产业的投资，可以测算产能、订单、成本和回收期，未来产业面对的却常常是尚未验证的技术假设。量子计算最终采用哪种架构，具身智能何时形成规模市场，核聚变何时实现具有经济竞争力的持续发电？这些问题至今仍充满不确定性。若
